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刘康迈“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殊荣之一。作为一名公卫人，一位援疆干部，刘康迈心中一直守护着祖国边陲那个属于公卫人的梦想。

　　“只有深入到基层，才有主意、才接地气，才能定政策” 

　　风沙，漫天的风沙。刚一落地，迎面刮来的黄沙便吹得人睁不开眼，一颗颗沙粒打得脸生疼。低头、用双手尽力遮住脸，但风沙却从鼻孔、嘴唇，甚至耳朵里趁虚而入。没有遮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疆工作站站长刘康迈厚厚的镜片上浮着一层淡黄色的薄沙。 

　　“在喀什，这样的天气，一年里能有100多天。”刘康迈说。从2013年成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疆工作站首任站长以来，刘康迈已在这里度过了两个春秋。 

　　为提高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同时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013年5月，中国疾控中心在新疆喀什地区首次成立南疆工作站。在斟酌人选时，有长期援疆经验的刘康迈成了“香饽饽”，而此时的他已年近花甲，正要“解甲归田”。 

　　对新疆，刘康迈并不陌生。2008年，中国疾控中心在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设立了艾滋病防控联络点，刘康迈就是主要负责人，“那时每年都要去上几趟，每次要呆上两三个月。”刘康迈说。当时北疆的艾滋病疫情以吸毒人群为主，防控形势不容乐观。“但刘书记去后，防控效果显著，大家都竖大拇指。”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负责人说。 

　　防控艾滋病，扩大检测是重要手段。“没啥秘诀，就是多跑基层，多督促，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刘康迈说，只有把这些人找到了，防控策略才能有的放矢。但由于当地的吸毒人群担心自己查出艾滋病后，被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曾一度对检测工作十分排斥，有时一天都不来一人。 

　　怎么办？“没啥好办法，只能做下去，只有深入到基层，才有主意、才接地气，才能定政策，因为基层才是公卫人的主战场。”刘康迈带着当地的维族干部，挨家挨户宣传国家防艾政策。“宣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刘康迈说，不能一上来就讲防治艾滋病，要先从唠家常开始，熟络之后，再慢慢渗透。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刘康迈的推动下，当地人对艾滋病话题不再敏感了，慢慢检测工作也容易开展了。最终，伊犁州50%的高危人群接受了检测，用刘康迈的话说，这算是“见到底儿了”。“只有掌握了一手数据，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刘康迈说。 

　　“我想在退休前把当地的结核病问题解决掉” 

　　决心前往南疆，刘康迈也有自己的“私心”。“我想在退休前把当地的结核病问题解决掉。”刘康迈说，“在北疆工作时，就对南疆，尤其是喀什地区的结核病情况有所了解。” 

　　喀什的结核病到底有多难？“世界第一！”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朱常忠苦笑着说。他告诉记者，2010年第五次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喀什地区15岁以上人群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达2727/10万，涂阳患病率273/10万，分别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6倍和4倍。“在个别县，发病率甚至高达6000/10万。”朱常忠说。此外，喀什地区的结核病报告率也很高，2013年该地区传染病直报系统共报告结核病14138例，占全区法定报告传染病总数的34%，居法定报告传染病之首。 

　　虽然是“世界第一”，但并未吓倒刘康迈。他认为，相比艾滋病，结核病有明确的防控手段和有效药物，“我当时天真地认为只要资金到位，措施得力，一年内就能看到疫情的拐点。”刘康迈说。 

　　但现实，却异常冷峻。 

　　喀什地区地处新疆西南部，东临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面是高耸的帕米尔高原，北面是绵长的昆仑山脉，该地区盛行的东南风裹挟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无尽黄沙直扑喀什，但它却无法逾越西面的帕米尔高原以及北面的昆仑山脉。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了喀什地区结核病高发的首要因素。常年生活在漫天风沙的环境中，使尘肺病患病率增高；患者肺部本身就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因而更易患结核病。另一方面，当地居民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生活方式也为结核病的高发提供了温床。 

　　绿洲农业，是喀什地区的主要特点之一，当地人大部分都沿着叶尔羌河和喀什葛尔河两岸居住。“16.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450万的总人口相比，听上去貌似地广人稀，但由于集中在狭窄的‘两河流域’生活，因此人口密度很大，这就给结核病在人群中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刘康迈说。 

　　更令人忧心的是，当地人的生活和居住方式。刘康迈带着记者来到当地一户维族人家，与室外刺眼的阳光不同，一进屋，眼前一下子黑了起来，经过几秒短暂的适应，才逐渐看清房间格局。在这间面积不足30平米的房子里，居住着祖孙6人，小孙子刚满一岁，兀自在床上爬着，两位老人背靠着墙，坐在床边，床边就生着炉子，烟囱管顺着不足20厘米的窄玻璃通向屋外。“风沙大，所以窗户不仅窄小，且常年紧闭，因此光照不足且空气流通不畅。”刘康迈说。让人吃惊的是，两位老人都是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当地人习惯了这种群居生活，你看，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很容易就被传染结核病。”刘康迈忧虑地说。 

　　站在喀什的大街上，大部分人特别是老年人都身形消瘦，“基本上都是营养不良。”刘康迈解释，“身体营养状况下降必然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这也是结核病发病的重要诱因之一。” 

　　“我在，中国疾控中心驻南疆工作站就在” 

　　怎么办？“首先要让当地群众重视起来，要靠宣传教育。”刘康迈说，但“南疆不同于北疆，95%以上是维族，学校都用维语教学，所以当地人基本听不懂汉语”。这给宣传工作带来了阻碍。 

　　“只能我们主动去适应对方。”刘康迈开始学习维语，学会后，他拉上当地的维族干部开始跑基层，两年间，刘康迈走遍了喀什地区所辖的12个县市、几十个乡镇。 

　　在喀什工作期间，刘康迈还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全国大部分地区结防所和医院都分开了，但喀什却仍然沿袭着二者共生的状态。共生，就会存在问题。首先，结防所是全额拨款单位，与医院不同，无直接收入，结防人员的绩效收入只有临床工作人员的一半。要想留住人才就必须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收入，而提高部分人员收入就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规则，难度可想而知。为此，刘康迈反复动员卫生局行政领导，不厌其烦地解释利益重新分配的好处和必要性，耐心地说服医院和部分科室领导，最终用一年的时间做通各方面工作，使院内结防人员的绩效工资达到了全院人员的平均水平，在收入上缩小差距，稳定了公卫队伍。 

　　刘康迈在南疆工作期间恰逢南疆暴恐事件频发时期，喀什的反恐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国疾控中心领导曾致电刘康迈，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要带领全站工作人员暂时撤出喀什。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谢春梅告诉记者：“当时刘书记说，让年轻的同志全部撤回，我留下。我在，中国疾控中心南疆工作站就在！” 

　　“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继续为公共卫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虽然身为公共卫生领域的杰出代表，刘康迈却并非科班出身，“我是个门外汉。”刘康迈笑着说。1980年，刘康迈从佳木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调到中国医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先后成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和《中国疾病监测杂志》的一名编辑。1987年起，他又进入中国预防医学院院报编辑部继续从事编辑工作，直至1990年。 

　　刘康迈感慨地说，“在审稿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流行病学的采样、分析，学习了专业稿件的写作，也学会了宏观地看待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和统筹兼顾地考虑问题。” 

　　近十年的编辑工作，让刘康迈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兴趣愈发浓厚。1991年，他被公派出国留学，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健康教育和社区卫生管理。“大开眼界。”刘康迈说，“学习到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公卫理念。” 

　　1992年，归国后的刘康迈准备在公卫领域大干一场。首战，就是个硬骨头——艾滋病。从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后，社会上对艾滋病人总存在一定歧视。这让刘康迈心急如焚。 

　　在他看来，要遏制艾滋病，除了治疗技术和手段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防，决不能重治轻防。”刘康迈说，“而预防方面，宣传教育是防艾最佳‘疫苗’！”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刘康迈“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既是公共卫生领域殊荣之一，也是对其工作的认可，但刘康迈本人却并不“认同”。“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喀什当地的结核病问题还存在很多问题，艾滋病新发感染人数还在增加。”刘康迈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继续为公共卫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来源：中国疾控动态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