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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艾滋病人不愿承认自己被歧视——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郭金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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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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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本报“人物说话”栏目刊登对北京佑安医院医生、艾滋病专家张可的访谈——《“大多数人不知道艾滋病已经不怎么死人了”》。时隔8个月，记者再次致电张可医生，他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很多感染者看到报道后，对艾滋病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觉得生活有希望了，主动来检测的人增加了。”
但困扰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依然严重。张可说，要让公众理解“不歧视艾滋病人，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保护”，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解决的。
艾滋病歧视为何如此难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金华，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曾花两年半时间，在北京、云南、湖北等地调研，完成博士论文《污名：与精神病和艾滋病相关的社会歧视》。郭博士说，歧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排斥。
中国青年报：人们一般会将艾滋病与重症或传染病联系在一起，你为什么把它与精神病做对比研究？
郭金华：因为得这两种病的人都会受到严重歧视。一说起某人有精神病，很多人会立刻产生某些联想。对艾滋病人，人们也有类似想象，比如会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有问题，就像把耻辱的烙印打在他们身上一样。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这样？
郭金华：这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人们附加了很多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含义在艾滋病上，对艾滋病人容易做“道德审判”。所以很多病人隐瞒病情，因为一旦暴露，他们会失去很多东西。
中国青年报：失去什么呢？
郭金华：比如艾滋病人是买不到保险的，保险公司明确列出艾滋病人不可以投保。艾滋病人如果被工作单位发现，还可能被开除，或者“还发你工资，但你不用来上班了”。
再有，成年艾滋病人即使没暴露身份，也很难对家庭进行隐瞒，特别是结婚的人，那种压力远远超过分居或离婚的压力。许多艾滋病人为了掩盖身份，辞了正式工作去外地打工。
中国青年报：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郭金华：很多。现在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是根据户籍发放的，比如北京户口的病人必须在北京疾控中心登记，领取药物。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的人，根本不敢去登记，怕碰上熟人，他们宁愿放弃当地的免费药物，到外地买药，一个月花两三千元。
中国青年报：没有变通的可能吗？
郭金华：和疾控中心的人开会时，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正在考虑”。现在，北京相关医疗机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就是给外地病人邮寄药物，病人还往往要求别在包裹上写寄信医院地址。其实他们本来可以在当地拿到免费药物。
中国青年报：我在一家医院发现，明明是治疗艾滋病的门诊，挂的却是皮肤病、性病的牌子。
郭金华：没错。这种“回避”体现了我们的文化对艾滋病的看法。精神病也存在这种情况。我在一家医院就看到精神科诊疗室挂了两块牌子——“心理科”和“精神科”。让病人到心理科坐坐，他觉得没事，但要让他去精神科，很多时候他会拒绝。“精神病”这个标签他受不起。
中国青年报：人们都了解艾滋病后，歧视会消除吗？
郭金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人们从接受知识到观念、态度、行为的改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给你讲个故事，有位医疗工作者去四川搞宣教，他问一个当地人是否知道艾滋病怎么传染，对方很准确地答出来。医务人员接着说：“我是艾滋病患者，咱俩能握个手吗？”对方还是不敢。
中国青年报：本报社会调查中心有项调查发现，67％的人不承认自己歧视，但在行动中会表现出来。
郭金华：针对不同对象的歧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社会排斥。精神病人和艾滋病人日常遇到的，也是最让他们痛苦的，正是这种排斥。
中国青年报：在西方，歧视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我们社会不怎么爱提歧视或反歧视问题，这跟文化传统有关吗？
郭金华：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示众”的传统，就是用公开“羞辱”惩罚被认为有道德过错的人，现在也还有。很多人歧视艾滋病人，也是在下意识地表明道德立场，即“我歧视的原因是我认为他在生活上不检点，我得跟这样的人划清界线”。不用说，这也会强化歧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制度上预防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后果，比如通过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因员工得了某些疾病就开除他。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很多艾滋病人不承认自己被歧视，但他告诉你的具体事例，又都表明他们受到了歧视，并且对此是有感受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倾向，认为歧视是针对弱者的。谁被歧视，谁就是弱者。所以很多人不愿承认被歧视，因为他们不想被划定为弱者，他们觉得这很羞辱。
中国青年报：但连承认都不敢，就更别提去反抗歧视了啊！
郭金华：正是这样。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歧视剥夺了一个人的人格。但在我们的文化里，歧视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判断他不算一个正常人了。所以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正常”与“不正常”该如何界定。
中国青年报：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郭金华：关于歧视，西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躲着他、忽视他，也是一种歧视。但在我们的文化里，不是这样理解。人们觉得我什么都没做，光是躲着他，怎么就算歧视了？
要消除歧视，最可行的办法还是打破这种社会隔膜，增加与被歧视者的接触。接触多了，自然会了解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多多培训高校学生和热心人士来做志愿者，通过他们向社会传播正确的印象和观点，不仅增进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也要增加社会对艾滋病人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的理解和接纳。（中国青年报 记者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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